這是一種堅韌與偉大課文

題目:這也是一種堅韌和偉大

作者:錢理羣 

周作人在一篇文章裏談到，他讀了清人筆記《雙節堂庸訓》裏的一段記載：“吾母寡言笑……終日織作無他語。”不禁黯然，因為他的祖母就是這樣“忍苦守禮”“生平不見笑容”。周作人的這段話同樣引起了我的共鳴：在我的記憶裏，母親也是這樣，坐在那張破舊的藤椅上，“終日織作無他語”，並且不見笑容。

我的母親不是周作人祖母那樣的封建大家庭的舊式婦女。外祖父項蘭生先生是杭州著名的維新派人物，除了開辦新式學堂、辦白話報，還專門請了老師教自己的長女從小習讀英語。母親至少也算是半新半舊的女性，她應該有不同於周作人祖母的命運。而且，我知道，母親的本性也不是如此，她是喜歡熱鬧的。

然而，從我懂事時起，母親留給我唯一的印象，又確乎是這樣“終日織作無他語”，也無笑容。

這是在1949年——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以後，父親一人到了海峽那一邊，把母親和年齡較小的3個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22號那棟空空蕩蕩的大樓房裏。

一夜之間，母親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變成了反動官僚的家屬，成了人人都用懷疑甚至敵視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觸的人”——這是歷史鉅變必然帶來的個人命運、地位的變化。

母親以驚人的決斷與毅力迅速地適應了這種變化。她主動上繳了留在身邊的父親的“反動證件”，以及一切可以讓人聯想起父親的東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與父親結婚時的合影，並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她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環顧四周，選定了那把破舊的藤椅，坐在上面，開始編織毛線、縫補衣物，並且再也不動了。

從此她不再和任何人談論父親，也不再談論與父親相關聯的家庭的、她個人的歷史。儘管她內心深處仍時時備受煎熬，那是對於父親和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兩個兒子的思念。開始，每逢過年，她都要多擺上幾副碗筷，用這無言的行動表達自己無言的思念。後來，外部壓力越來越大，這樣的儀式也取消了，於是，思念也變得了無痕跡。本來她滿可以借某種傾訴減輕內心的重負，但她守口如瓶：既然人們已經宣佈那是一段罪惡的歷史，那麼，她的口就是那道關住罪惡的閘門，而且一關就是幾十年，至死也沒有開。

她小心而頑固地斷絕了與海峽彼岸的一切聯繫。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的三哥輾轉託人帶來口信，表示願意對家庭有所資助，這顯然有父親的意思，母親卻斷然拒絕。70年代中美建交後，三哥又託人登門看望，請母親在錄音帶裏留下幾句話，母親依然一口回絕——她寧願沉默到底。

但她卻以極其謙和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一切人。無論是誰的要求，包括鄰居的孩子對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都全部滿足。政府的、居委會的一切號召，從為災民捐贈衣物，到“大躍進”時獻銅獻鐵，她都一律響應。後來居委會要求借我們家的汽車間開辦學習班，家人都不贊成，母親卻二話沒説，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聽，跟着鄰里的老老少少學唱革命歌曲。後來居委會又提出，周圍居民住房緊張，希望我們將樓下的客廳、餐廳全部讓出，母親依然滿口答應。住户搬進來後，每月計算水電費，母親總是以自己多出錢為原則。在日常生活中，凡有爭執，她無不退讓了事。我多次責怪母親過分小心，大可不必，母親總是默默地看我一眼，不做任何辯解。

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總算平安過去。當那場史無前例的風暴掀天動地而來時，全家人都認定這回在劫難逃，惶惶不可終日。母親依然坐在那把藤椅上，織作不歇，彷彿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她顯得比我們還要鎮定。最後一切都沒有發生，我們居然逃過了抄家之災。在那個橫掃一切的年代，這真算是個奇蹟。後來，有人悄悄告訴我們，是居委會的老工人師傅勸退了紅衞兵，保護了“老太”（這是鄰居們對母親的暱稱）。

但母親的身體越來越衰弱，她終於挺不住，病倒在牀上。我清楚地記得，在那個寒冷的冬夜，母親擁被而坐，咳喘不止，對着從數千裏之外趕回探視的兒子，斷斷續續地説道：“這幾十……年來……總算……沒有……連累……你們。”説完悽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我的靈魂卻受到猛的一擊。啊，母親幾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禮、守法，全是出於對她的子女刻骨銘心的愛！我凝望着因習慣於無語而顯得麻木的母親那張石刻般的臉，突然醒悟：在這場歷史的大風暴中，正是母親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獨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護着她的每一個子女，這是怎樣偉大的母愛啊！我無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

我願意永遠地俯首於這幅“聖母圖”前，想着母親端坐在藤椅裏，終日織作無他語，也無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