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守孝制度
老話常説“百善孝為先”，“孝”作為儒家推崇的最重要的個人品質在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統治中也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古代的帝王為了維護自己的家國政治，他們非常喜歡將“孝”上升為對自己的“忠”，達到以“孝”治天下的效果，於是就提倡“丁憂”。
但是，現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亂世的時候，統治者為了達到攻城略地，爭霸天下的目的就會非常需要官員的輔助，如果官員因為“丁憂”需要守喪的話，就會不利於王朝的作戰，這個時候的“丁憂”就會被廢止。“盛世興，亂世廢”都只不過是為了迎合統治階級的需要罷了。
《禮記》記載“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這是最早對守孝提出的要求，要求平民在至親死亡後不婚嫁、不赴宴、不趕考相對來説沒有很嚴格，但是官僚階級作為社會的精英階層，他們的守孝行為更加被關注，於是就創制出了丁憂制度，在宋朝時期丁憂制度達到了完善的巔峯。
但是，丁憂制度的實行往往取決於統治者的需要。
一 、為何“盛世興”
丁憂的創制其實起源於儒家傳統，儒家大力推崇孝順來完善個人品德。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之後的動盪局面，統一了中國，其百廢待興。宋太祖趙匡胤為了國家的穩定防止藩鎮割據的局面再次發生，大量罷免武將任用儒生，“揚文抑武”的政治策略使得儒家思想空前興盛。於是乎，在幾代後的盛世中，儒學的集大成理學誕生，通過“存天理滅人慾”“三綱五常”等耳熟能詳的詞語就可以知道在宋朝，儒學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國家安定的局面給予了儒學成長的土壤，那麼儒學最基本的內核“孝”自然是從上而下的得到推崇。
既然“孝”很重要，那麼用什麼才能體現出他們所追求的孝呢？那就是丁憂制度，隨着儒學大夫的興起，丁憂開始越來越被提及，父母去世後的守孝就成了宋朝士大夫必須遵守的禮制，如果有官員匿喪，奪情反覆就會收到社會輿論和儒學者的抨擊、彈劾。
“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佔官户罷職，送吏部，猶是坐廢”。
還有胡寅因為與秦檜的意見不同就被彈劾，理由是“不持本生母服”。江萬里被言官彈劾“謂萬里母死，密不奔喪”被閒置十二年。從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儒生對丁憂看的是十分的重要，這決定了官員的品行，不遵守丁憂是在道德法律上極其大的罪名，會被儒生言官直接以“不孝”罷免。
慶曆二年“聞新及進士南宮瑾，聞母之喪，匿不服喪，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最”
這是宋朝記載一位官員為了仕途不執行丁憂而被言官上奏，最後“議最”的記錄。《貴耳集》記載“壽皇以孝治天下，有人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
從這就可以體現出，國家穩定促使儒學的興盛，儒學的興起又導致丁憂“孝”思想的傳播，以此來幫助宋朝以孝治國，確立官吏的忠孝思想。
國家穩定導致儒家興盛所以丁憂被髮揚光，各級官員為了仕途不得不遵守丁憂，除此之外，維護統治的需要也是丁憂興起的原因。對於帝王家來説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利用的，儒家既然能被利用來作為統治思想，那麼自然丁憂就可以被拿來穩固統治。
北宋建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深知自己的皇位是通過謀朝篡位而來，害怕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武將也會被“黃袍加身”，所以十分的忌憚。
丁憂制度的成熟就為太祖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武將們在至親死亡後必須卸職歸家，放棄手上掌握的兵權，而此時統治者就可以通過扶持自己欣賞的官員頂替前任來達到收繳軍權的目的，而丁憂的官員的起復就完全可以由統治者來決定了。這無疑是一個一舉多得的方法，既完成了權利過度又穩固了統治還提倡了“孝道”文化。所以歷任統治者都重視丁憂的用法並輔助以嚴苛的法律這就促使了丁憂的興盛。
除了對收權有利，還能緩解宂官的情況。北宋政權穩固興盛後，大肆任用儒生入朝為官，再伴隨科舉制的完善，每年通過考試為官的人員越來越多，北宋也為了表示對儒生的重視在一個官職上設置多個人員來滿足人數過剩的情況，宂官現象十分嚴重，官員全責不明，相互推諉十分常見。
為了提高官吏的效率，政府規定官員必須服喪三年，這就很好的緩解了宂官的情況，丁憂讓官員不得不暫時離朝，如果是並不出色的官員朝廷就可以選擇不再啟用，相當於清退了一批官員挺高了效率。
北宋政權穩固，國家興盛後秉承“以孝治國”的治國理念，通過儒生髮揚了丁憂的制度優勢拿來解決武將，宂官等不利於統治的情況無疑是取得了重大成效。國家的興盛推動着丁憂“孝”的興盛，那麼亂世呢？
二、 亂世中的棄子
太祖在逐鹿天下的過程中雖然代周而立創建了宋朝，但是仍然面臨南北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天下勢力此起彼伏，北邊又遼國，北漢，南邊有南塘，吳越，南漢等割據勢力，這些勢力雖然強弱不一，但是對統一大業有極大的阻礙。此時的宋朝想的是如何統一南北，對武將有着極多的需求，所以奪情反覆的事例比比皆是，衝擊了丁憂的發展。因此，丁憂也不過是場君王的遊戲。
到了太宗時期，燕雲十六州的領地還沒有收復，太宗不斷地下令進攻遼國，雍熙年間，太宗起復知真定軍兼兵馬都部錢淮治為校檢太師，惟治“累上表請罷節鎮，優詔不許”，河北張永德在與契丹作戰中立下汗馬功勞。端拱二年遇內艱，起復。
宋朝北部防禦較弱“應御前及第並江浙人任北州縣官丁憂者，並不令離任。姿勢遂解官，然朝間亦有恃追出者”，“太平興國五年，沂州費縣令柳宜喪父，”但是不得離任。
雍熙二年，“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京官見奉使差委者，候替離任：常參官奏取進止”。
這麼多的例子，無不是在講宋朝初期的丁憂制度的崩壞，皇帝對丁憂制度的否定都是出發於一是宋初，國家並不凝練，處於戰亂之中的國家十分的需要人才，一切的政策都要為國家的的當前形勢服務，為了國家的利益，丁憂被終止。二是在建設國家的過程中，會需要非常多的人才，而初年官少闕多，所以經常起復官員，丁憂幾乎算是被廢止。
北宋政權瓦解後，南宋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丁憂制度更是不復以往。
“建炎興兵以來，文物臣僚凡任邊防帥臣、郡守、通判、總管、等隨軍轉運，及一時用兵處監司，郡守等皆取旨起復”建炎四年“起復校檢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政事趙士禚，制曰方茲眷倚，遂以憂聞，用大宗率小宗，當念難城之重：以家事辭國事，豈為許國之忠？況值從戎，固難遂服”
證明在面對戰爭之時，丁憂是要被起復的。
著名將軍岳飛在主軍襄陽的時候碰到母親姚氏卒，岳飛沒有向朝廷上報就自己跑回了廬山，但是朝廷不允許他為母親守孝，遂譴鄧琮前去下詔，“飛欲以衰服謝恩，琮不聽，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很明顯，在眾多的例子中，起復的原因就是國家戰事吃緊，需要官員做貢獻，這個時候的丁憂就已經被統治者拋到了九霄雲外，他們為了自己的江山鞏固可以説是不顧綱常倫理，丁憂只不是一顆想棄就棄的棋子罷了，什麼也比不上君王的江山重要。
盛世則興，亂世則廢，看似不可理喻，但是都凸顯出了一個君王最大的觀念。和平年代，官員就回家老老實實服喪，動盪年代，就要求官員不要服喪，要為國家做貢獻。不得不説，君主是最自私的。君王們要的“孝子”不是真正的孝子，他們所需要的之時對自己忠心的臣子，“孝”是對自己的孝。
從北宋，到南宋也不難看出在越來越動盪的時代裏，丁憂的興起廢止往往取決於君王怎麼想，怎麼符合自己切身的利益，北宋時期還僅僅是邊關主要將領不得服喪，到了南宋就已經是幾乎所有的官職人員不得服喪，要一切為了國家的利益，一切為了君主的利益。盛世興，亂世廢只不過是一個藉口，拿來堵上世人的口，奇葩的邏輯也不就是以自己為出發點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