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祖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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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的祖先是誰

英國人的祖先是:盎格魯·撒克遜人。

盎格魯和撒克遜人都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部落分支,原居北歐日德蘭半島、丹麥諸島和德國西北沿海一帶,公元5世紀至6世紀開始移居大不列顛島,在此後三四百年間,兩部落才融合為盎格魯·撒克遜人。

杜鋼建為何説"英國人的祖先,英國人、英語或許都源於大湘西"

史海觀復

前不久,在古望國遺址光明村望乘莊園舉辦了"古望國與印第安文化產業園專家研討會",在這個會議上再次論證了英漢同源的説法。

英漢同源就是英國人和英語的淵源都在英國。這一説法早在杜鋼建提出的時候就引起了廣泛討論。

杜鋼建的這一論點有他自己的論據,他説:"中國歷史上就有個英國,距今約有5000年的歷史,它的名字起源於《山海經》中一個叫英山的地方。"

於是,他認為在英山生活的古中國人就是今天英國人的祖先,英國人、英語或許都源於大湘西。

英漢同源的依據

2017年,杜鋼建出版了《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一書,裏面的內容讓人吃驚,這本書顛覆了人們對古代歷史、文明和世界的認知。

在這邊書中,直接指出華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頭,根據杜鋼建的説法,他認為早在先夏時期,皋陶的後代被分封到英山,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英縣,這就是英國人的起源。

在上個世紀,國際比較語言學界的學者就已經在研究英漢同源的問題。

如今,杜鋼建根據史書《山海經》《史記》的相關記載,論證了英國人的祖先皋陶和伯益均在大湘西地區輔助禹王在今張家界崇山開啟了夏朝。

因為古桂國、古蒼梧國、還是古吳國等,在古代它們的政治中心都是在現在的湖南轄區,所以杜鋼建用大湘西這個概念來概括。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因素,根據考古證明,中國的文字已經有萬年以上的歷史,尤其是古彝族文字,至今還在使用。

在古英國人的遷徙中,他們丟了文字只留下口語,為了便於書寫,他們不得不借鑑彝族的古方言,用字母拼音,標註口語。

值得一提的是,廣西平果縣甘桑遺址的發現,杜建鋼通過研究甘桑石刻證明了,無論是腓尼基文還是希臘文等等,它們的源頭都是夏朝的文字。

人類最早的文字是繩索文字,而繩索文字的發明就是在大湘西地區。從文字這個方面追溯,英漢同源有理有據。

文字的影響之後是政治的影響,在《隋書·西域傳》中就有記載,蘇毗人繼承了上古湘西雙女王治理的傳統,在蘇毗國中,一人為女王,一人為小女王,共主國政。

隨着時代的變遷,蘇毗人移居到了歐洲,其女王制度直接影響英國女王制度的形成。除此之外,蘇毗人的雙王制度也影響了羅馬等國家的雙執政官制度。

在中國古代的英國人向西遷徙途中,也將城市建築技術帶到了歐洲。人類建築的第一座城市是伊甸園的東邊諾德之地,根據杜鋼建的研究表明,伊甸園就在大湘西地區。

説到西方的"工匠歷史",無論是從《聖經》《古蘭經》,還是根據希伯萊文的經文,西方民族的歷史也只能追溯到距今7000年左右.

那麼它之前的歷史為何是模糊不清的呢杜建鋼表示因為這些民族都是從中國遷徙過去的,文字記載有限。

而中國的工匠史卻可以清晰地追溯到上萬年,從穴居到巢居,從伏羲氏漁獵工具的發明到神農氏農具的發明,再到6000年前黃帝時期城市的築造等,歷史脈絡十分清晰。杜鋼建從這個方面詳細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從法典方面來研究,中國古代英國人的祖先皋陶與其前輩伯夷父都在大湘西地區從事法典編制工作。根據杜鋼建的研究發現,伯夷父的法典繼承了黃帝朝法典。

在古英國人的遷徙途中,伯夷父法典被帶到了巴比倫和埃及,換句話説,巴比倫法典和埃及法典都受到了華夏法典的影響。

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的説辭,而是有着文字記載的,比如古羅馬凱撒的《高盧戰記》、阿庇安的《羅馬史》、古代阿拉伯歷史學家馬蘇提的《黃金草原》等著作中都有英國人的風俗習慣和法律文化的變化。

蘇毗人遷徙到歐洲後,蘇毗文化對不列顛文化、古羅馬文化、日耳曼文化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文字語言和各種文化方面都可以證明英漢同源,那麼人種方面該怎麼解釋呢英國人和中國人最明顯的差別就是膚色,屬於不同人種。

對此,杜鋼建給出了一個解釋,他説:"夏商周,都是白人政權"。這個言論直接推翻了歷史課本上那些黃皮膚黑頭髮的大禹、諸子百家等畫像,這與我們從小學習的歷史簡直是背道而行。

"戰狼學者"

杜鋼建把湘西地區重新定為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也是華夏人創造的,人們都把他與那些誇張性抬高中國文明地位的學者稱為"戰狼學者"。

"大同思想網"創始人枕戈曾這樣説道:"中國學者不僅要做戰狼,更要做雄獅。"

不得不説,這種帶有誇張性的語言迅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只要有關注度就會有知名度,在這個方面,他們也算成功了。

為了重塑世界歷史,這些戰狼學者們頻繁成立座談會,比如"中國國際前沿教育高峯論壇"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進會",促進會祕書長翟桂鋆還曾用十分幽默的字眼重新解釋了英漢同源。

"商鋪"的英語發音基本就是漢語"商鋪"的發音,"黃色"是秋天落葉的顏色,英語發音是"葉落"……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

當這些言論被媒體報道出來的時候,不但沒有得到尊重,反而全是無情的批評聲。在很大程度上,人們都不會接受"大湘西起源説",畢竟這與歷史常識相悖。

"戰狼學者"仍舊存在,那麼該怎麼看待這一羣體呢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言論是一種誇大性的自我肯定。

從大的背景去解釋,那就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近幾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趕超各大國,國人的自信感也因此提高,在文化方面也是。

時間倒退幾十年,那時候的國人為了生存埋頭苦幹,誰會有時間去欣賞字畫,關心文化現在不一樣了,國畫在國際上的地位也得到提高,漢字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各種文化的節目也頻頻出演,這些都説明了中國文化正在迴歸。當然,肯定中國文化是一件值得讚揚的事情,但"戰狼學者"的某些文章無疑是在挑戰人們的底線。

在信息飛速運轉的現代社會,如何才能迅速抓住人們的眼球要麼是無底線地貶低自己,要麼就是盲目的誇大自己,這兩種極端例子存在各種輿論中。

誠然,學術言論是自由的,但像"大湘西起源説"這種言論只是收集了古代各家文集,然後全部糅雜在一起,這是一種學術論點嗎

學術研究不是"大雜燴"

學者要秉着一種端正的態度,任何學術研究都不能張嘴就來,更不能把前人的研究都推倒,這不是一個學者該有的風度

杜鋼建顯然已經引起了學者界的"討伐",他的《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把20世紀的考古發現全都推翻,包括西亞兩河流域、東亞大陸的中國同屬於世界農業起源的中心,甚至可能改寫世界歷史的教科書。

杜鋼建在書中為強行證明自己的論點,僅僅靠一種符號或一個圖案就認定為一種文明的起源,這種草率的學術行為引起了部分學者的不滿。

在沒有文物考古和論證不足的情況下,杜鋼建就想當然地認為德意志民族起源於戰國時期,這也是一種荒謬。

在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不能靠習俗傳説,必須有確鑿的文物證據,杜鋼建顯然忽視了這一點。

早在1930年,"中國考古學之父"就批評了這種"唯有文字才有歷史價值"的文學偏見。台灣學者王汎森在論及中國近代新舊史料觀時,也批評了文獻為導向的古史重建。

這種對文字資料的"迷戀"認為只有記載在經書上的文獻知識才是知識的源泉,這種研究即使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多文學問題依舊無法得到正解。

杜鋼建的重建世界歷史觀受到了重道輕器理念的影響,這種文化弊端在中國史上早就存在,才會導致一小部分學者只喜歡談論抽象難懂的義理玄機。

缺乏把知識和經驗系統化規範化的思想意識,這是一種缺乏深思的科學精神,不值得提倡。

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者,學術研究不能張嘴就來,更不能把"大雜燴"當作是自己的學術論點,不然只會貽笑大方。

在崇尚科學的現代社會,文學研究更要謹慎,儘管譁眾取寵的文字能瞬間引起人們的關注,最終也會引起人們的反感。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為了創新而創新,為了文化自信而盲目自大,這種學術研究也只能曇花一現。想要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肯定自己國家的文化即可,不可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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