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巴金概括事例

巴金走了，永遠地走了。從原文化部部長王蒙“一顆巨星隕落了，一面旗幟倒掉了”的傷懷，到四川成都市民自發前往巴金故居悼念，無數人為這位世紀老人的離去地動容、落淚。而“巴金”這一字符的存在價值也遠遠超過了“文壇巨匠”這一客觀稱謂，它更像是一種精神的象徵，一種思想的凝聚。

緬懷巴老先生，首先便要把浸淫在其《激流三部曲》、《寒夜》、《隨想錄》等名作中的人格力量與精神瑰寶發揚並傳承下去。筆者看到傳媒界及文學界提及巴老先生時，都首當其衝地對提及其“一個人總要説真話”的省身箴言。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反覆強調一條簡單的為人之道，至少説明在中國社會的長河當中，説真話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心理學家榮格説，文學的價值在於對集體潛意識的碰撞。巴金便是一個對集體潛意識撞擊的先鋒主義者。文革剛結束的時候，國內形勢起伏不定、忽緊忽鬆，而巴老先生卻毅然動筆，站在全人類的角度反思文革，並自我懺悔。魯迅曾説中國集體常產生偏離正常道德軌道的潛意識，事後卻鮮有人懺悔。這樣説來，巴金是一個“出格者”，他用靈魂與真知發出聲音，即使在當時甚為微弱甚至遭到譏諷與排斥。

如今巴老先生乘鶴西去，將“説真話”概括為其精神的真諦，或許最恰當不過了。但在筆者看來，那充其量只概括了一半，而把重要的另一半給淡漠了，那便是——“執行力”。何為“執行力”顧名思義就是把想幹的事幹成功的信心與能力。我們經常説“求真務實”，“説真話”是求真，而“執行力”則是務實。沒有了身體力行的務實作風，真話説多了，往往成了一種口頭主義的形式氾濫。

巴老先生是一個積極的執行主義者，走出作品，以人格為帆，以行動為舵，去真真正正地做一些實事。巴金當年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雖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擱淺，然而在2005年元旦，位於汕頭市澄海區、由民間力量興建的文革博物館正式開放，這正是源於巴老先生的啟示。巴金生前兼任數個社會職務，卻始終把對底層人民的人文關懷與救助置於首位，為弱勢羣體盡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巴老先前堅持不同意以其名字建立基金會、設立文學獎，他説：“在一些名利等問題上，不要用我的名字”。然而如今的媒體卻不惜筆墨給巴老先生加上“語言大師”“良知符號”“人民作家”等長長的一大串帶有名利色彩的形容辭藻，在提及其“説真話”的心路與行為歷程時，也刻意渲染一種英雄主義的氛圍，而淡化了巴金精神的現代啟示、反思與激勵，更別提什麼“執行力”的提煉與號召了。

“説真話”與“執行力” 是巴老先生最珍貴的兩項精神遺產，也是我們這些尚且健在的人們最應謹記與履行的方向所在。忽略了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偏離先生先前原始的價值軌道，我們緬懷先生的效果也會華而不實。巴老生前是一個平實的人。平實的人的離去自然應以平實的方式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