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出來的兩大重大意義是什麼

首先，它解決了漢代書寫體系實用與審美的分離問題。隸書在漢末的美化明顯提示了一種實用與審美兼備的新路向，預示着生活與藝術交互為用時代的來臨。

其次，從歷史看，這種新藝術形式的誕生固然少不了“隸變”的內部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還是現實權力和王朝政治的促動。如衞恆《四體書勢》所記：“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以此為背景，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這位“藝術家皇帝”在太學之外另立鴻都門學，“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