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時 - 稱賓館叫什麼
中國古代旅館稱謂繁多，種類齊全，各朝各代對旅館的稱謂也不盡相同，從最早的“逆旅”、“馬日傳”、“驛傳”，到清代的“商館”、“客店”、“遞鋪”、“驛站”，3000多年間出了“館”、“驛”、“舍”、“店”四大類幾十種的名稱或字號，形成了一部旅館名稱流變史。
“店”是中國古代民間備宿供膳場所的名稱，相比官辦的“館”、“舍”、“驛”等名稱出現地較晚，中國古代旅館用“店”命名的，大概有邸店、客店、旅店、飯店四類。。
宋代時，稱賓館叫什麼
宋代旅館的名稱有多種表達方式，頻繁出現的稱呼就有旅館、旅舍、旅店、逆旅、客舍、客店、旅邸、邸店、客邸、邸舍、驛館、驛舍、驛鋪等，另外也有將旅館單稱為邸、店、舍的。一些鄉村旅館往往也被稱為野店、野亭。
宋朝的酒家不計其數，大體可分為四類。一是沒有釀酒權的城市酒店，北宋時，一般叫做“腳店”。腳店銷售的酒，不能自釀，而是要向政府的酒務或有釀酒權的正店批發。《清明上河圖》中，城外虹橋附近，就有一家“十千腳店”（“十千”也是美酒的代稱），高高的“綵樓歡門”特別引人注目。雖是腳店，但格調卻不低檔。
二是“正店”，即獲得釀酒許可證的豪華大酒店，宋朝的東京（汴梁）、西京（洛陽）、南京（今商丘）、北京（大名府）四都，才有這種特許釀酒的正店。正店不但自營酒樓，還向腳店、酒户批發成品酒。《清明上河圖》上的“孫羊店”，便是一家正店。請注意門首右邊的鋪面，堆放着好多酒桶呢，那應該就是“孫羊店”對外批發的商品酒。
在東京七十二家正店中，以樊樓最為出名，不少宋話本記載的愛情故事都發生在樊樓。樊樓又稱豐樂樓、白礬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因為白礬樓太高，以至登上頂樓，便可以“下視禁中”，看到皇宮之內。這大概是亙古未有的事情。樊樓也非常廣大，周密《齊東野語》稱，樊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可以接待一千多名客人。一首宋詩説：“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又可知這樊樓是通宵達旦都在營業的。
宋室南渡後，宋人在西湖畔重造了一座樊樓，正式名稱叫“豐樂樓”，是杭州城風光最秀美的酒樓，“據西湖之會，千峯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而遊橈畫舫，棹謳堤唱，往往會於樓下，為遊覽最”，“縉紳士人，鄉飲團拜，多集於此”。
三是獲得特許釀酒權的鄉村酒肆。這些酒肆利潤較薄，宋政府一般不將其納入“榷酒”範圍，允許其自造酒麴，自釀酒賣。《水滸傳》中有一首小詩寫道：“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邊。白板凳鋪賓客坐，須籬笆用棘荊編。破甕榨成黃米酒，柴門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處，牛屎泥牆畫酒仙。”説的便是這種鄉村酒肆。在一些宋畫上也可以找到這樣的小酒肆，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這幅《山店風簾圖》。
四為酒庫附屬酒店。酒庫是南宋時大量出現的官營酒廠，目的自然是為了賺取豐厚的酒業利潤。許多酒庫下面還設了酒樓，如臨安東庫設有太和樓，西庫設有西樓，南庫設有和樂樓，中庫設有春風樓，南上庫設有和豐樓，北外庫設有春融樓，錢塘正庫設有先得樓。《西湖清趣圖》便繪出了錢塘正庫與先得樓。
最豪華的南宋酒庫附屬酒店，可能是杭州的太和樓。一首宋人題壁詩描繪説：“太和酒樓三百間，大槽晝夜聲潺潺。千夫承糟萬夫甕 ，有酒如海糟如山。……皇都春色滿錢塘，蘇小當壚酒倍香。席分珠履三千客，後列金釵十二行。”這太和樓竟有三百個包廂，每日可接待VIP客人三千名，這等規模足以將今天的五星級大酒店拋出幾條街。太和樓還僱傭了很多漂亮的歌妓待客，當壚賣酒的大堂經理就是一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美豔歌妓（蘇小）。
南宋諸酒庫雖為官營企業，但其運作卻完全市場化，各個酒庫釀造的酒也存在市場競爭關係。每當新酒出爐之時，諸酒庫必大張旗鼓：用長竿掛出廣告長幅，上書“某庫選大有名高手酒匠，釀造一色上等醲 辣無比高酒，呈中第一”之類的廣告詞又“預頒告示，官私妓女，新麗粧着，差僱社隊鼓樂，以榮迎引”，類似於今日的公司邀請演藝界明星來代言產品。總之要打響品牌，吸引更多的酒家來批發他家出品的酒。
不管是官營酒店，還是私營酒樓，只要是上檔次的，都有歌妓迎客。東京的大酒樓，“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包廂），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粧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只要客人掏錢，就可以請妓女陪酒。杭州的酒店也是如此，“皆有官名角妓，就庫設法賣酒，此郡風流才子，欲買一笑，則徑往庫內‘點花牌’，惟意所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有一幅宋佚名的《呂洞賓過岳陽樓圖》，圖中的岳陽樓是一家豪華
大酒店，門口那幾名身着紅綠褙子的女子，應該就是迎客的歌妓⑤，樓上依稀也可看出幾個陪酒的歌妓。
高級的酒樓都使用珍貴的銀器，給予客人一種很尊貴的待遇。在汴京，“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遂亦用銀盂之類”。在臨安，酒樓“各分小閣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兩人入店買五十二錢酒，也用兩支銀盞，亦有數般菜”。
服務也特別周到。客人一踏入酒店，立即便有小二迎上來招呼座位，寫菜，你想吃什麼，隨便點，“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酒店廚師必須“記憶數十百品（菜譜），不勞再四，傳喝如流，便即製造供應，不許小有違誤”夥計若是服務不周，被客人投訴，則會受到店老闆叱責，或者被扣工資、炒魷魚，“一有差錯，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罵，或罰工價，甚者逐之”。
酒業的發達程度，恰恰是反映一個時代是否商業繁榮、生活自由的指標。理由是，酒是一種由糧食釀成的非剛需消費品，如果生產力低下，經濟落後，人們就不會浪費糧食釀造商品酒，自然也不可能出現發達的酒業。酒又是一種飲用後能釋放激情、製造興奮的飲品，人們極容易酒後失言，如果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趨嚴，就會傾向於禁酒，或者市民自覺地不敢聚飲。
這可以從歷史獲得驗證，比如明初，社會氣氛是死氣沉沉的，“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亦無遊民”。明末歷史學家談遷説，“聞國初嚴馭，夜無羣飲，村無宵行，凡飲會口語細故，輒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餘人，誠使人凜凜，言之至今心悸也。”飲酒既然成了一件高風險的事情，也就難怪“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了。
要等到明代中後期，隨着“洪武型體制”的鬆懈，明朝社會才漸次活躍起來，商業才恢復了宋朝時的繁華。這種轉折也體現在酒肆的變遷上，懷舊的晚明人説，嘉靖中葉之後，民間“以歡宴放飲為豁 達，以珍味豔色為盛禮”，“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汩汩浸淫，靡然不振”。“酒廬茶肆，異調新聲”的晚明氣象，放在兩宋三百餘年，則是尋常景象。很多宋詩都描繪了宋代鄉村“處處村旗有濁醪”的景況，跟“無酒肆，亦無遊民”的明初鄉村相比，明顯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