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紂王為什麼不死守朝歌

史書中記載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親伐朝歌，這與此前的黎國、崇國之戰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足見武王早在進攻朝歌之前便已經逐步實現其周密的軍事進攻，沒了黎國、崇國的屏障，聯軍才得以如入無人之境，也是此時才正式與商軍展開正面交戰。結果在太史公的《史記》中也有非常生動的記載，紂王“吃着火鍋唱着歌”，敵人突然就兵臨城下，驚慌之餘只好以奴隸代兵作戰。倉促之師如何能抵擋士氣正盛的聯軍精鋭，不出一天商軍大敗。

為何説此次一戰商軍便迴天乏力原來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早有説明“自朝歌至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牧野也”，“土地平衍”幾乎奠定了商軍的結局，這意味是當時的牧野一片開闊，此處一敗更是無險無兵，聯軍一馬平川，商君作鳥獸散，紂王這才因此絕望而自焚。

首先要明確的是紂王有着優秀的軍事才能。

《史記》上説紂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百戰克勝，諸侯懾服”。

《左傳》上欒書説“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可見在牧野之戰敗亡前，紂王不但經常領兵打仗，而且還是百戰百勝。

紂王死時年齡應該在五六十歲，如果按今本《竹書紀年》所説在位五十二年，則保守估計紂王死時應該已經年近七十了。

可以説此時的紂王既有着豐富的軍事經驗，又可排除頭腦發熱便要和周武王決一死戰的可能性。

而且朝歌作為國都繁華之地，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能組織起防守已不容易，更不用説冒險出戰了。因此必然有着使紂王不得不決一死戰的原因。

從戰略上來説，造成紂王孤注一擲的原因是商人在爭奪山西上的失敗。

山西在地理上控扼陝西河南河北三省，其對黃河以北的古冀州一帶更是全面鉗制。

春秋時晉據山西，終晉之世，西向與秦國河上爭雄數十戰，使秦國終不得東出，南向與楚國幾次爭霸而多據上風，是名副其實的春秋第一主角。

周王朝雖然是以禮治國，但其在商末快速崛起的初期卻實實在在是以武立國，周文王的父親季歷曾“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與周圍的戎狄部落可以説是無日不戰，向東直接打到了山西中北部地區，從而引起商王朝的忌憚，季歷被商王文丁囚死，周人勢力暫時被壓制回陝西一帶。

周文王即位後，韜光養晦，長期積累力量，除了大力加強文化建設，也有理由相信周人向東受阻，於是將很大精力用於向漢中巴蜀及至江漢一帶發展，從而為八百諸侯會孟津打下基礎。

晚年周文王再次向東發力，滅掉虞、芮、耆、邗等國，並滅掉了商王朝位於登封一帶的重要方國崇國，從而雙方勢力直接對峙於偃師滎陽一帶。

如果商人可以專力於此，雙方是很難分出勝負的，就如同劉邦和項羽在滎陽對峙一樣，其真正破局是韓信北攻趙、燕、齊。而打破商周對峙平衡的便是西伯戡黎。

《尚書西伯戡黎》序文開篇即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其實頭兩句話順序顛倒一下更通順，也就是“周人乘黎，殷始咎周，”尚書正義裏解咎為惡，其實這裏的“咎，病也”，意動用法，意思是周人佔領了黎國，殷人才開始以周為病，感到了真正的恐懼。

也就是説周武王滅商前，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滅掉黎國，為什麼黎國這麼重要呢，我們看一下黎國的位置就明白了。

《戰國策》上記載魏國名臣吳起對魏文侯説“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史記》上這段文字則變成了“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

比較起來當以《戰國策》的記載為佳， 在這裏吳起以軍事家的眼光直接指出了當時商王朝的兩處命門。《史記》上的記載則讓人暈頭轉向了。

參看地圖，其中“左孟門而右漳、釜”指的就是太行八中的白陘和，黎國位於現在山西長治一帶（戰國時秦趙長平之戰爭奪的就是這片地區，戰後秦國直接包圍邯鄲，趙國差點提前滅亡）佔領黎國後，周人既可以從白直達朝歌，又可以從滏口直達殷都安陽。

從此處越過太行山之後至朝歌與安陽皆不過一百多裏的路程，商人的防守壓力無疑巨增，這是有識之士都可以看到的，所以祖伊奔告於紂，希望紂王能夠改弦更張，緩和內部矛盾以解燃眉之急，卻被自負的紂王拒絕了。

但紂王顯然也不會坐安天命，其應是一方面對兩條通道組織起嚴密的防守，另一方面則是派軍隊直取或從北方迂迴爭奪山西，但無論怎樣都將處於兵力分散，左支右絀的尷尬境地。

而相反，周軍進攻時只需派一支部隊牽制住偃師滎陽，一到兩支部隊揚聲出山西，便足以使紂王要麼手中無兵可調，要麼軍隊疲於奔命，此時周武王又帶十萬精鋭部隊閃擊朝歌（一天行軍六十多裏，基本是一路小跑）等於是威逼加利誘紂王與之決戰。

紂王一是根本等不來援兵，二是別處戰事可能還更吃緊，只有放手一搏，寄希望於戰勝周武王的主力部隊才可能實現戰局的翻盤。然而其戰略上的失誤及由此造成的被動早已提前註定失敗的結局。